诗心如玉的徐志摩一直存了“想做戏”的情结。从清末到民初,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期间,戏剧作为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被进步知识分子们所青睐,并赋予其深刻的社会性和思想性。此中,比较著名的剧社有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的“春柳社”、茅盾、郑振铎组织的“民众剧社”、田汉组织的“南国社”等。徐志摩想以做戏而开始其他文化活动,从而在文化艺术界里开辟出一条新路。再由文艺而推广开去,并且直接深入到政治生活之中。也就是说用文艺影响文化,继而用文化影响政治。 1924年暮春四月,徐志摩促成的泰戈尔中国之行得以实现。 促成泰戈尔访华的梁启超、蒋百里、熊希龄等国民名人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招待泰翁一行,胡适也在场。次日由北京文学界举行宴会为泰翁一行接风。然而,对泰戈尔的态度,也有一些人与徐志摩、梁启超泾渭分明。对此,泰翁也感到惶惑。自己的访问,对中国究竟有无现实意义?